家庭联产承包我为“包产到户”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“生死文书”包产到户有了“地方户口”“小平同志谈话”带来艳阳天
1980年上半年，省委连续召开了蚌埠、芜湖、巢湖会议。在这些会议上，大包干遭到了猛烈批评。
形势急转直下，有的县下令不许搞包产到户，搞了的要限期收回。滁县该何去何从？难道大包干真的是一种倒退？就在此时，我在省委意外看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一份内部谈话。
邓小平同志说：“‘花鼓’中唱的那个凤阳县，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，也是一年翻身，改变面貌。有的同志担心，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。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。……总的说来，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。”
这个谈话让我振奋不已，更坚定了我的信心。当时这个谈话尚未公开发表，但我迅速向所属各县委书记做了传达。
但在1980年8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，除了滁县、六安地区外，其他地区基本是“一边倒”，对“大包干”形成围攻之势。在这种形势下，我在会上首先强调包产到户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，劳动者积极性的高与低，是检验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；同时，列举了实地调查数据表明，增产最多的是包产到户，次之是包产到组，而“大呼隆”的生产队只能是平产或减产。
最后，我说：“如果上级不同意，那就请上级正式发个文件，进行纠正，我作为共产党员、作为下级，服从就是了。不要像现在这样，今天这里批，明天那里批，施加压力，搞得人心惶惶，整天提心吊胆。我已准备被撤职，但问心无愧，对得起党，对得起老百姓。”
当时全场气氛紧张，鸦雀无声。由于分歧很大，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建议把邓小平那篇谈话念一遍，作为会议总结。从那以后，包产到户就迎来了艳阳天。
1993年3月29日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，将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正式载入宪法。
（本文为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09年的报道）
（本文刊发于《中国经济周刊》2019年第18期）
2019年第18期《中国经济周刊》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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